宠物与人类的关系

作为人类的忠实伙伴,宠物为人类的身心健康带来了多种积极影响。宠物的“人格”研究显示,宠物并非单纯的动物,而是具有独立社交功能的伙伴。它是人际支持系统外的补充,而非补偿。它们通过激发人类的照料行为,为人类带来快乐和安慰。已有宠物研究尚存取样不够合理,行为实验匮乏等问题。未来研究的样本选择应该尽量多而细,在拓展已有实验范式的同时,还可借鉴婴儿认知神经科学的技术,进一步探索和验证宠物影响人类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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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总统杜鲁门曾说:“在美国,如果你想要拥有一位好朋友,养只狗吧”。这句话看似玩笑,但事实表明,宠物确实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类的生活之中。公园里、马路边,随处可见带着宠物出来嬉耍的老人、孩子和中年人,有些宠物甚至穿着“衣服”,彰显着它与同类动物截然不同的角色地位。不可否认,在中国,养宠物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本文就已有文献,对宠物与人类的关系特点及可能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概括分析,以供心理学界关注该领域研究的同仁参考。

1. 宠物与人类的身心健康
  过去的 40 年中,大量的研究证据和相关综述表明,宠物与人类的身心健康都存在正相关(Barker,Rogers,Turner,Karpf,&Suthers-McCabe,2003;Friedmann&Tsai,2011)。(1)身体健康层面。在患有心血管疾病、老年痴呆,甚至癌症的人群中,拥有宠物的患者身体状况更好,康复得更快(Friedmann&Tsai,2011;Herrald,Tomaka,&Medina,2002;Johnson,Meadows,Haubner,&Sevedge,2003)。有研究发现,人类与宠物的互动可以增加人体某些神经化学物质的分泌,进而达到放松身体,增强免疫系统功能的目的(charnetski,Riggers,&Brennan,2004)。这种身体上的积极影响甚至是互惠的,轻抚一只小狗不仅可以降低人的血压,同样也会降低小狗的血压,这些都进一步凸显出了人类与宠物互动所产生的积极效应(Wells,2009)。(2)心理健康层面。宠物给予了饲养者安抚和支持(Voith,1985)。宠物互动可以减少个体的焦虑、抑郁和孤独感,提升个体的幸福感、自尊和良知(Endenburg,t Hart,&Baarda,1991;Johnson&Rule,1991;Knight&Edwards,2008;McConnell,Brown,Shoda,Stayton,&Martin,2011),甚至能对罹患精神疾病的病人产生积极影响,帮助他们更好的康复(Barker&Dawson,1998)。那些拥有宠物陪伴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同类群体相比,社交冷漠水平更低,生活质量和动机水平更高,这种结果部分得益于宠物缓解了他们对自己的消极关注(Beck,2005)。
  1.1 宠物对儿童的积极影响
  宠物一直是儿童忠实的玩伴。McNicholas 和 Collis(2001)让儿童列出 10 个对自己而言最重要的关系,对象不限,结果发现宠物伙伴常常比人类伙伴还要重要,儿童们认为这些“小伙伴”给自己提供了安慰和自尊,并且能够信守他们的小秘密。周霞等人的研究发现,比起其他儿童,拥有宠物的儿童孤独感更低,担心和恐惧等情绪更少。虽然两个群体在同伴数量上无统计学差异,但饲养宠物的儿童会有更多的分享行为,更愿意照料比自己小的同伴(周霞,郑日昌,傅纳,2007)。Vanhoutte 和 Javis(1995)的研究在控制了多个家庭人口学变量后,对小学三到六年级的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在每个年级中,拥有宠物的儿童自立程度更高,尤其对于五和六年级的儿童,宠物不仅使他们有更高的自立水平,还有更高的自尊水平和自我概念。据此,研究者进一步推断青春前期是宠物影响力最为显著的时期。
  1.2 宠物对老人的积极影响
  老人是宠物研究中最为常见的目标群体。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宠物的陪伴对于老人的晚年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Erickson,1985;Newby,1985;Winefield,Black,&Chur-Hansen,2008)。宠物可以缓解老人生活中的孤独感,减轻住院乃至临终关怀期间的焦虑情绪(Geisler,2004)。一项以社区 159 名老年女性宠物饲养者为样本的横断研究显示,人际社会支持和抑郁情绪之间不存在相关,但是宠物依恋却能够负向预测老人的孤独感和抑郁情绪,这表明来自宠物的情感支持甚至可以比人际支持更为有效(Krause-Parello,2012)。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长期处于空巢状态的老人会产生强烈的孤独感和被遗忘感。这时,宠物的陪伴就显得尤为重要,他们为老人提供了多个层面的依恋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老人在社交支持上的空白,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卢慕雪,郭成,2013;郑日昌,傅纳,Headey,2005)。
  1.3 宠物对特殊群体的积极影响
  对于特殊人群,宠物的意义更显独特,它们不仅是“伙伴”,更是“依赖者”。在国内外,专门针对行动不便或听力障碍人群而训练出来的替代犬 f 服务犬)十分流行,这些犬类伙伴大大增加了饲养者生活的独立性,让饲养者从原来的无力感中解脱了出来,对饲养者的心理与行为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其自尊、自我效能感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Sachs-Ericsson,Hansen,&Fitzgerald,2002;Valentine,Kiddoo,&Lafleur,1993)。除了有身体障碍的人群,宠物同样也为那些患有标签色彩疾病的人群带来了积极影响。一项对 60 名饲养宠物的男性艾滋病患者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宠物猫增进了艾滋病患者和家人朋友间的关系,减少了他们的孤独感,增强了他们与病魔斗争的勇气(Castelli,Hart,&Zasloff: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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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宠物的“人格”心理学研究
  宠物给人们带来了快乐和安慰,很多饲养者亲切地将它们称之为伙伴,甚至家人。它们的存在意义和普通的动物截然不同。在人类的心理层面,宠物已经不再是“物”,而是类似于“人”一样的角色。宠物的“人格”心理学研究应运而生。
  2.1 宠物“人格”的特点
  人格是指一个人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表现出的一种独特的行为模式、思想模式和情绪反应,也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特征之一(Eysenck,1968)。早期宠物的“人格”研究关注的是有无宠物的人群是否有人格差异,以及宠物对人格发展的影响(Edelson&Lester,1983;Fischer,Wik,&Fredrikson,1996;Wedl et al,2011),譬如饲养宠物的人更加有责任感,更加外向(McConnell et al,2011)。然而,随着“动物人格”这一概念的出现,人们从“人格”的角度对宠物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索(Gosling,2001)。
  即使是同一个物种,每只动物也有自己独特的心理特征。譬如在进行 rough-and-tumble(嬉戏打闹)和 tug-of-war(拔河)的时候,有些狗会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有些则体现出顺从的品质(Rooney&Bradshaw,2003)。宠物的心理结构似乎还存在进化的过程,物种越高级,结构越复杂(Gold&Maple,1994;King&Figueredo,1997)。一项研究发现猫狗的“人格”与人相似,有 4 个维度,其中 3 个维度与大五人格的神经质、外向性和愉悦性相对应,最后一个维度可以视为开放性和责任性合并后的结果(Gosling&John,1998)。另外一个只分析宠物狗的研究则直接得到了 5 个维度的“人格”结构(svartberg&Forkman,2002)。在国内,苏彦捷等人采用问卷的形式,让饲养者对自己宠物的“人格”进行描述,因素分析发现宠物的“人格”由 7 个维度(忠诚温顺、热情活泼、攻击计较、精明节制、畏惧畏缩、任性浮躁、机警自主),基本对应了中国的大七人格(苏彦捷,郭振宇,李潜,乇登峰,2006)。这些研究表明,宠物也具有一些类似“人格”的个体特征,这些特征正在以人类理解的方式被逐渐了解和归类。
  宠物的“人格”品质同样也会受到一些后天因素的影响,可以被培养和塑造。和人类相似,优越的生活环境和饲养者的疼爱有利于宠物形成一些积极的品质,例如:温顺、忠诚,热情等(苏彦捷等,2006)。德国对 14004 户拥有宠物狗的家庭发放了网络问卷,结果发现除了安定性和勇敢性主要受年龄影响以外,宠物狗的可塑性与主人训练显著相关,社交特点与主人陪伴显著相关(Kubinyi,Turcsan,&Mikl6si,2009)。一项针对宠物兔子的研究报告显示,来自主人的拥抱有助于发展兔子的温顺品质,多花点时间陪伴宠物兔,可以增进它们的社交倾向(Mullan&Main,2007)。由此可见,宠物的“人格”既带有先天的成分,亦会随着与人类的互动而改变,与人类人格一样,是一种先天和后天交互作用的结果。
  2.2 宠物“人格”与人类“人格”的联系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研究发现人们更愿意选择与自己“脾气”合拍的宠物长期相处。近期一项研究表明,饲养者和宠物在人格特征上的匹配程度对于两者的相处十分重要,只有“脾气”相投,饲养者才会对自己的宠物感到满意,并愿意与宠物一直相处下去。对于那些“脾气”相冲的宠物,很多会被送回收养所甚至抛弃(Curb,Abramson,Grice,&Kennison,2013)。一项研究用艾森克人格问卷对 147 个饲养者进行测量,结果显示他们的人格特质与狗的类型高度相关,攻击性高的饲养者更偏向德国牧羊犬,德国种警犬,攻击性低的则偏向金毛犬、拉布拉多犬等(Wells&Hepper,2012)。另外一项以 754 名大学生为样本的研究表明,那些饲养凶残宠物狗的人,自身的攻击性也会偏高,犯罪思维也更多,更加多愁善感,过度乐观(schenk,Ragatz,&Fremouw,2012)。即使是饲养同一种宠物,结论依然如此。一项仅以英国可卡犬为样本的研究发现,那些进攻性比较强的可卡犬,其主人本身也表现出容易紧张,情绪不稳定,做事缺乏纪律(Podberscek&Serpell,1997)。
  人们会偏袒自己的宠物,表现出“自我服务偏向”,即主人总认为自己的宠物比他人的宠物更招人喜爱。如果饲养者对宠物依恋水平越高、人格特点与宠物越相似、或者自身的自我服务偏向越高,他们对自己宠物的服务偏向也会越强烈。(EI-Alayli,Lystad,Webb,Hollingsworth,&Ciolli,2006)。总的来说,人们并非只是随意或跟风式的去选择某些宠物,而是有意无意的从自己的人格特点出发,进行有所偏好的选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宠物人格绝非是人们移情的结果。现有行为证据指出,宠物本身是一个具有独立认知功能的个体,它们不仅对人类的表情存在不同偏好,而且也可以理解人的一些语言和肢体动作信息(Merola,Prato-Previde,&Marshall-Pescini,2012;Pongracz,Mikl6si,&Csanyi,2001)。所以,宠物与人类之间的人格联系,是人类对宠物独立“人格”特征采择的结果,而非饲养者没有根据的主观想象。
  3. 宠物支持和人际支持的比较
  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宠物逐渐成为了人类社交支持系统的一部分。如何比较和区分宠物的社交支持和普通的人际支持,是宠物研究的核心之一。已有研究显示,宠物的社交支持是对人际支持的一种补充而非补偿,它不会与任何人际关系产生竞争和冲突(McConnell et al,2011)。
  早期一项研究发现,在一个家庭系统中,宠物的存在不会影响到饲养者与其他成员的关系。无论有没有宠物,被试对于家人的依恋程度是一样的(Kidd&Kidd,1995)。因此,饲养者与宠物之间的依恋关系并非是对家庭成员依恋缺乏的补偿。除此之外,宠物亦不会在关系亲疏上与其他家庭成员产生竞争。一项对市区居民的调查显示,孩子和伴侣不会对饲养者和宠物的关系产生任何影响,而宠物作为一名特殊的“家人”,受到的偏爱也不会产生任何“醋意”(cohen,2002)。虽然人类对宠物的依恋不同于人对人的依恋,但是两者的功能区别不大,都是提供安全和维系亲近,而且随着依恋程度增高,人与宠物和人与人亲密程度的差别会越来越小(Kurdek,2008)。   人类伙伴和宠物伙伴谁更重要,“安慰”效果谁更好?一项调查显示,61.1% 的受访者与自己的配偶或一名重要的伴侣一起生活。对于这类拥有充足人际支持的群体,他们的社交需求无需依赖宠物,因此宠物伙伴不能预测该群体的孤独和抑郁水平。但对于那些低社交支持的群体,宠物伙伴的亲密程度却能很好的预测孤独和抑郁(DuvallAntonacopoulos&Pychyl,2010)。对此,普遍的解释认为宠物伙伴的积极作用只有在那些缺乏人际支持的群体中才能显现(Krause-Parello,2008;Raina,Waltner-Toews,Bonnett,Woodward,&Abemathy,1999;Siegel,Angulo,Detels,Wesch,&Mullen,1999)。对此,Kurdek 的研究又提供了一个微妙补充(Kurdek,2009)。他对 975 个不同年龄的被试(平均年龄 47.95 岁)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当个体抑郁沮丧陷入困境的时候,相较于父母和兄弟姐妹,人们其实更加倾向去投靠自己的宠物,但是宠物的“安慰”并非最高级别,配偶或浪漫关系在其之上。该结果暗示宠物伙伴和人类伙伴的社交支持存在等级差异,只有在高级的人际支持(配偶)存在时,宠物的“安慰”效果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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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宠物与人类关系的本质
  宠物对饲养者的社交支持已经毋庸置疑。因此,一些研究者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宠物为何能够产生如此显著的社交支持?它与人类关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安斯沃斯的陌生情境测验(the Ainsworth Str,ange Situation Assessment)为该问题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行为证据(Topal,Miklosi,Csanyi,&Doka,1998)。实验开始时,饲养者和自己的宠物狗单独待在一个房间,宠物可以在房间中自由活动。之后会有一个陌生人进入房间,与饲养者交谈,并尝试接近宠物。然后饲养者暂时离开房间,过一会返回,安慰自己的宠物。结果显示,在整个实验中,宠物与饲养者的互动方式与婴儿和父母的互动方式十分类似,饲养者(尤其是女性)不仅会使用妈妈语,像抚摸婴儿一样给予宠物安抚式的肢体安慰,而且宠物也会在饲养者离开后表现出婴儿般的分离焦虑和搜寻行为。据此,研究者同样也将宠物与饲养者之间的关系分为安全型和不安全型依恋,而且这种依恋与宠物的年龄、性别、品种和生长环境无关。据此,已有研究推论认为宠物与人类的关系如同儿童和父母的照料关系,本质都是婴儿和父母的互动模式。一项后续研究发现,在安斯沃斯陌生情境测验中,男性和女性饲养者存在语言交流量上的差异,女性饲养者的妈妈语显著多于男性,但两者的行为数据没有差异,这一点与进化论对照料行为的性别差异的描述十分相符,进一步证明了人宠关系和母(父)婴关系的相似性(Prato-Previde,Fallani,&Valsecchi,2006)。然而相似并非相同,Kobak(2009)指出,人类与宠物之间的这种关系只是一种基于照料的亲密关系,而非母婴之间的真正意义上的依恋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些本质差异。譬如,宠物在饲养者眼中的“婴儿”角色是恒定的,即使是成年宠物狗,它仍然将自己的饲养者视为父母一般的存在(Topal et al,1998),,因此人宠之间的互动不会像父母和孩子关系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一些实验细节也指出(Prato-Previde et al,2006),饲养者虽然看到了宠物的分离焦虑和对自己的搜寻行为,但他们并没有像担心自己孩子一样,去要求实验者缩短分离阶段的时间,这可能是因为宠物和儿童在饲养者心中的分量不同,或者饲养者认为宠物本身的独立能力更高。现有有关饲养者和宠物关系的研究证据仍局限于外显行为,其内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在人类和宠物的关系中,宠物常常扮演一个被照料的对象。从进化论的视角来看,这种关系并不利于人类的发展,有限的资源没有集中于人类自己,而是用于照顾其它物种。然而,人类从自己与宠物的亲密关系中受益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从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角度来理解该问题,这个矛盾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Archer,1997)。人类终究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饲养者与宠物之间的互动,本质上是跨物种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激发了爱与被爱的循环往复,就如同亲子之间的照料关系一样。具体来说,宠物本身具备很多可爱的特质,这些特质有时就像一个稚气未脱的儿童。借此,宠物博得了饲养者的喜爱和关注。在后来的互动中,宠物的回馈行为让饲养者在照料中不断地获得一种满足感,其中最让饲养者津津乐道的就是他们逐渐可以用类似于理解人的方式去理解自己的宠物。在一些情况下,宠物给予的满足感会超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宠物与人类之间的情谊十分纯粹,几乎不受外界现实条件的影响,这种真诚的关系在人与人的互动中却相对稀少。一项比较猫类伙伴和人类伙伴的研究发现,可爱和无条件的爱是猫类伙伴中最为突出的两个特征,人类伙伴的优势则仅仅体现在可以用语言交流方面,猫类宠物不能替代语言交流,但却依旧可以给予饲养者快乐和安慰(zasloff&Kidd,1994)。因此宠物的积极反馈大大激发和强化了饲养者的“照料”行为,进而提高了饲养者对于下一代的投人(Marks,Koepke,&Bradley,1994)。从这个角度来看,宠物与人类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便有了进化的意义。
  5. 宠物心理学的研究局限和展望
  第一,有关宠物的问卷研究中,抽样群体的合理性一直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局限性问题。很多想要养宠物的人因为时间或空间上的原因无法饲养,譬如房东要求、工作太忙等;很多饲养宠物的人的确在将宠物作为自己社交缺乏的补偿。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给样本选取的合理性带来了极大挑战,正如一些研究指出的一样,宠物的问卷研究中社交功能正常样本的数量偏少,弱势群体样本的数量偏多,因此,有关宠物和人类心理健康之间的研究结论出现不相关甚至负相关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Duvall Antonacopoulos&Pychvl,2010;Kawachi&Berkman,2001;Peacock,Chur-Hansen,&Winefield,2012;Wells&Rodi,2000)。Peacock 等人曾以社区为样本,尝试平衡正常群体和社交弱势群体,结果导致了额外的年龄偏差(Peacock et al,2012)。一项仅以社区老人为样本的研究发现饲养宠物和高精神质有关,再考虑到其它指标,研究者认为宠物并没有带来健康,只能缓解痛苦(Parslow,Jorm,Christensen,Rodgers,&Jacomb,2005)。一项针对护理病房病人的研究中也曾指出,护理病房中多是孤独感高于正常人群的孤寡老人,其结论不能很好地验证宠物对病人的影响(McNicholas et al,2005)。对于这类样本偏差带来的影响,研究者通过对大样本研究的严格控制,解决了已有结论中的矛盾,证明了宠物对人类的积极作用(Barker&Wolen,2008;Headey&Grabka,20071。但横断研究太多,纵向研究太少又成为宠物研究中的另一个软肋(chur-Hansen,Stern,&Winefield,2010),纵有大量相关证据,却不能有效的推测因果。对于上述局限,宠物的问卷研究只能用多而细,而不是大而全的方式来解决。取样困难已经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现实,大而全的调查即使可以开展,其可信度也值得探讨。因此研究者应该着眼于一致性高的样本,首先保证结果的可信度。然后再通过研究数量和种类的积累,逐步验证出宠物对人类影响的全貌和因果效应。   第二,在宠物心理学研究的早期,行为研究非常匮乏。近几年,一些研究者开始尝试一些新的行为实验,预示着宠物心理学在行为研究领域的新拓展。首先,一些新的启动方式代替了与宠物直接进行行为接触,解决了实验中的不可控因素。譬如在 McConnell 等人(2011)的研究中,被试被要求书写 5 分钟有关自己曾被拒绝或孤立的社交经历,并报告自己在书写过程中的情绪体验。之后实验组会被安排书写自己和宠物有关的经历,控制组则是书写自己来参加实验前 5 分钟的经历。通过实验前后两次社交需求量表的测量差异,实验证明了宠物在缓解社交拒绝中的积极作用。当然,一些行为实验只是简单的让宠物出现,同样可以取得显著的实验结果,Zilcha-Mano 等人在实验中安排了 3 种呈现方式,分别是宠物实物,宠物图片和没有宠物,结果显示前两种呈现方式都对被试在目标探索和悲伤唤醒任务中的表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zilcha-Mano,Mikulincer,&Shaver,2012)。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涉及宠物的实验研究往往会比较繁琐,书写经历的方式尚且比较简单,但若要出现宠物实物,过程无疑会比较麻烦,Zilcha-Mano 等人的实验是在被试的家中进行的,这意味着 130 多次的家访和大量的电话预约。另外,研究者在使用人类表情作为实验材料时,会对图片的亮度等多项指标有着严格规范,但现有研究尚未对宠物图片(譬如是否是与主人的合照)作此要求,未来研究者可以与处理图片的专业人士展开合作,在预约被试后,及时通过 Ps 等软件完成对其宠物图片的规范。鉴于家访和邀请被试来实验室相对繁琐,未来研究也可以尝试通过网络传送实验程序和回收数据。
  第三,宠物与人类关系的本质与影响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虽然已有行为实验和进化心理学对人类和宠物之间的依恋关系进行了解释,但该类证据还不够系统和细致。介于宠物心理治疗在临床领域的普及(Banks,Willoughby,&Banks,2008;Khan&Farrag,2000;Mufioz,Ferriero,Brigatti,Valero,&Franchignoni,2011;Williams&Jenkins,2008),宠物对人类影响机制的研究还需继续深入。在心理上,宠物是一个被照料和养育的对象,其角色特点与婴儿、儿童类似,因此后续研究可以从近几年有关婴儿的心理学研究中获得一些启示。随着认知神经科学与脑影像学技术的进步,研究者们对影响亲子关系形成的认知神经机制有了一定的了解,并提出了“养育脑”的概念(Parsons,Young,Murray,Stein,&Kringelbach,2010;Swain,2011)。所谓养育脑指的是大脑中所特有的一套网络系统,它维持并调节着父母对婴儿的积极情感与行为反应,有助于良好亲子关系的形成,婴儿之所以看起来可爱,正是养育脑起作用的典型表现。人们常常情不自禁的想疼爱宠物,该现象与婴儿图示十分类似,宠物是否也会像婴儿一样,激活饲养者的养育脑系统,亦或是独有一种激活系统都尚未可知。现有的 ERP 和 fMRI 的研究发现婴儿面孔除了会激活主要视觉区域,如梭状回面孔区,还额外激活了其他脑区如眶额叶皮层、前额叶皮层、黑质及脑岛、扣带皮层、扣带回、纹状体,甚至激活大脑的奖励中枢――伏隔核(Bartels&Zeki,2004;Glocker et al,2009;Noriuchi,Kikuchi,&Senoo,2008;Strathearn,Fonagy,Amico,&Montague,2009),这些数据除了推动婴儿研究的发展,也为宠物的认知神经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对象。
  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而又重要的伙伴,宠物正在用可见的现实证明自己的影响力。现在,社会中人际关系逐渐淡漠,生活压力倍增,人们愈发渴求纯粹的、不带功利色彩的、安全的、便利稳定的社交支持。由此,宠物的重要性日趋显著,社会对宠物心理学的需求也愈发强烈。未来的心理学研究者应该围绕宠物与人类的关系,继续开展相关研究,让宠物更好地为人们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服务。